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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入乃深度的契入之事，固非广度的思议之事。

此岂道德行为之本性乎？[18] 文中首先说朱熹不应以象山之说为禅，笔者同意，但问题是象山有粗暴气，朱熹假禅以批评之，虽不对题，但朱熹实在认为象山之病的确存在，因此总要有所处理，朱熹亦确实可以走牟先生所说的补充之路以救象山之弊，但朱熹的补充之路就是下学上达、讲明知识，然後再去坚定意志。参见其言： 从悟一面进而说大悟或顿悟。

[13]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165~166。[3]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1979年，8月，初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页137~138。[8] 参见：吴怡着：《逍遥的庄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出版。依牟先生此文，他所谈到的真正的做工夫，就是把本心呈现，呈现之而做对的事情，此说笔者完全同意。此种达致最高标准之功力哲学，也就是境界论哲学，禅宗最为擅长，吊诡的是，朱熹说象山有禅意，牟先生反对之，牟先生对朱熹後天积习之路，开出理解的脉络之後，反过来，将象山之说向上一提，进入觉悟说、甚至顿悟说的层次，即便是第一义说，此皆佛家禅师语。

人陷溺于利欲之私，乃丧此本心。[19]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182。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

特别是在不涉及现代化道路选择等政治分歧的文化层面，交流、对话、互动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此，只能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出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始也"。作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无疑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对儒学中的糟粕作最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同时又是其中之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力图改变过去那种"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的情况，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高度理论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

马克思主义者应有宽阔的胸襟，凡是合理的思想就肯定、吸纳、借鉴。然而，包弼德对于思想转变的反省却使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股思潮的兴起，因为他们企图努力劝导人们相信，在当今的中国，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儒化"是一种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选择，信仰儒教比信仰马克思主义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儒家"'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儒家化的"现代仁政"优越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只有政治儒学或重新建制化的儒教才是一种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或"全能教义"。

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然要扬弃和超越现代新儒家及其'劲敌'全盘西化派，同时吸收、包容他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都要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审慎地选择，历史地科学地分析，批判地继承和扬弃，走综合创新的道路。美国学者包弼德曾说："我发现思想的转变总是由于某些人劝说别人去相信，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有一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更好。方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选择，"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他在进行现代新儒学研究时，一开始就强调必须结合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把它放到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联系中去考察"。

这一"异"化运动经过十多年酝酿准备而日趋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形态，如杜维明先生所言，这不过是一种为了"激发反心学的情绪"而"在自家书斋中杜撰"出来的"政治儒学" ，但是作为"五四"激进反传统和"文革"批孔反儒运动的一种逆反心理的体现，它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话语姿态和理论立场，更加真实而露骨地暴露出了其崇儒反马、复古更化、排斥西学（自由民主）的本质和特点，充分凸显了它极端偏激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唯心史观和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在他看来，这三派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它们的认识和评价可以有所不同，而不应对其中的任何一派全盘否定。"（《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序"，第2页） 8.余英时先生说："因为皇权在结构上居于权力世界的源头与中心，此处一乱则必然导致政治秩序的全面解体。因为不论是哪一种道路选择，都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都必须表明对待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态度，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又使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已形成的"三分"的思想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鲜明地呈现出来，即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互动。

80.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44-445页。更为重要的是，儒术之受尊，说到底乃根基于专制皇权的文化垄断及其权力支持，这不仅必然会造成对儒学的缘饰和歪曲，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后者恰恰构成了儒家"得君行道"的理想难以实现或终于幻灭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这一"话语转换"意味着什么？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文中，方先生将其主要特征或表现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 尤其是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他们不仅"在接受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而且"更加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因此并不完全隐晦儒学的缺陷和负面影响，而且主张现代儒家要同西方第一流的思想家交流对话，包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要同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

13.近来，方先生将中国哲学的五大问题精到地概括为：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通古今之变，立成人之道，求致知之方。"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必须为中国文化所接受，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作用"。方先生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且有混淆概念之嫌。他们是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的最坚决的继承者。而方先生的上述儒学观和文化主张正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承继文化遗产和吸取外来文化方面所能提出的最佳方案，即面对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现实思想格局，力主"马魂、中体、西用"良性互动、综合创新。4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当然，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重心"无疑是在'返本'，即回到儒家精神的本根处，确认儒家道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一本性'"。放弃了重新取得正统地位、"独尊"地位或"文法"地位的奢望的儒学将成为21世纪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的一元，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为合理的人类文化建构作出其他文明所不可替代的贡献。

然而，学术研究不可能漂浮在没有立场、不辨是非、缺乏方向感的理论真空或真理雾化状态中，因此，尽管认为"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方先生却力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研究。与所有的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研究者一样，方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论立场，在他看来，"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派思想学说，在解决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连结传统和现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偏于保守的文化立场也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了若干消极负面的影响，它显然不能代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全的正确的方向。

11.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8页。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

6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152页。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这不是因为方先生本人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变化，而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到第四阶段发生了一种立足于与"心性儒学"、与现实、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立场的"异"化运动。99.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上述看法不仅阐明了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种视野宏大而开阔、视角独特而辩证的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也特别传达了一种为现代新儒家正名辩诬乃至引导人们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这种学术文化思潮的深层用意。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即使"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确有所指"，我们也"必须紧接着澄清两点必有的误会：第一，中国文化包罗甚广，自然不限于儒学。

91.方克立：《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7-48页。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因此，所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不仅仅是一种对自身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简单宣示，它也不仅仅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层次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两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与互动。

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它们虽然同属于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但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又表现出了若干不同的特点。孔子亦由中国文化所孕育，孔子仅乃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

贯穿于方先生的"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之中的，还有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就是他之所以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现代中国三大思潮中不可或缺的一"元"或一"家"，乃是因为在方先生看来，它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派别之一，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10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1-382页。2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页。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区分"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认为前者代表了"儒学精神的基本方向"，它是"以人为主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而后者则是指"'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

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恰恰相反，我们在指出儒学的本质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维系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的巨大历史功能和精神力量，认为今天中国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基础。

指出它与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可以把它当作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代表。美国学者包弼德说："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是一种单一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

可见，不是就思想来论思想，而是从时代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审视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思潮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立场的具体运用。现代新儒家选择了一条"复兴儒学"、"中体西用"和"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代大陆新儒家比他们的前辈更激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选择了一条"崇儒反马"、"复古更化"、"重建儒教"和"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道路。